近日，《重慶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（草案）》提出，重慶室內公共場所、室內工作場所和交通工具內將禁止吸煙；部分符合規(guī)定的餐飲、娛樂、經營性住宿等室內公共場所，為“限制吸煙場所”；在吸煙區(qū)以外的其他室內區(qū)域禁止吸煙。在重慶市控煙立法調研中，煙草公司代表稱，如果措施過于嚴厲，財政稅收及廣大煙農、零售戶的收入都會隨之降低。（7月7日澎湃新聞）

　　在煙草公司等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阻滯下，重慶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控煙目標，可能被打折扣。這樣的控煙立法場面，此前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控煙立法過程中也曾上演。盡管不陌生，仍必須旗幟鮮明地強調，允許部分室內公共場所設置吸煙區(qū)或吸煙室，不可取，也行不通。它與《健康中國行動（2019-2030年）》對控煙的要求，與早已在我國生效的《煙草控制框架公約》的要求，是背道而馳的。

　　必須清醒意識到，室內全面無煙環(huán)境之外的任何方針，包括安裝專門通風系統、空氣過濾和指定吸煙區(qū)，都不能保障室內非吸煙區(qū)人群不受煙草煙霧影響。由于煙霧流動，在非吸煙區(qū)就座也會受到二手煙的侵害。而且，在吸煙區(qū)工作的服務人員會受到更多二手煙的暴露，無法獲得公平保護。

　　之所以必須厲行“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”，就是要充分保護數量更大、也更無辜的非煙民，讓他們免受二手煙的健康侵害。數據顯示，我國有7.4億不吸煙者長期遭受二手煙危害，其中包括1.8億兒童。在許多控煙先進國家，公共場所的控煙范圍，早已不再僅局限于室內公共場所，而是進一步延伸到許多重要室外公共場所，公園、海灘等同樣被嚴格禁止吸煙。

　　有鑒于此，筆者以為，無論是各地控煙立法還是未來的全國控煙立法，都必須嚴格遵循“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”要求，這是兌現我國控煙承諾的應有之義，也是有效維護群眾健康福祉、捍衛(wèi)“堅持生命至上”理念的必然要求。